唐代中叶史家杜佑（735—812年）所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即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这是杜佑在历史编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跟杜佑大致同时而又“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写道：
（杜佑）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2]
这一段话，概括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总的特点。其后，学人之论《通典》编纂者，大多祖述李翰《通典》序。例如，宋人陈振孙云：“《通典》……采五经群史、历代沿革废置、群士论议，迄于天宝，凡为八门。”[3]清人纪昀等谓：“（《通典》）所载上溯黄虞，讫于唐之天宝；肃、代以后，间有沿革，亦附载注中。……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4]
综观前人所述，《通典》在历史编纂上有三个特点，即：主会通，立分门，重论议。而《通典》对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运用，则显示出其作者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精神。现就这三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
先说主会通。《通典》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书志，它跟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书志只记一代或数代典制，属于典章制度的断代史；而《通典》则将历代正史书志融会贯通，撰成一书，成为典章制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汉书》至杜佑《通典》问世以前，六七百年间，史学有了很大发展。从历史编纂上看，这个发展主要表现在断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对此作了总结。可是，这期间的通史著作，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值得提到的，只有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吴均等撰《通史》600卷[5]，以及北魏元晖召集史家崔鸿撰《科录》270卷[6]。刘知幾批评《通史》说：“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至于《科录》，他认为“其编次多依仿《通史》[7]，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他对这两部书的总的看法是：“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8]刘知幾对《通史》和《科录》的批评是否惬当，已无据可考。但我们从他批评《史记》“为体之失”“撰录之烦”来看，他对《通史》和《科录》做出这样的评论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刘知幾虽然对通史著述在历史编纂上多所指摘，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如何撰写通史的创见。这时，关于通史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编纂上来看，大致还停留在《史记》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