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中唐”，是指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起于742年）到唐宪宗元和末年（止于820年）之间约80年的唐代历史，跟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时期”在断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现衰败的朕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则严重地阻滞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统统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封建论》、“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
中国史学历来跟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起源于久远的古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可以说是它的思想的源头。《左传》一书在这方面有不少明确的记载，如隐公六年（前717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这是说陈侯没有听取五父的建议而终于给国家带来了灾难。对于这件事，《左传》发表了一大篇议论：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按：即上文所说陈侯）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向）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按：《商书》，系指《盘庚》上篇；周任，马融《论语注》说是“古之良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