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1]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120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
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三篇修史诏书是：
（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武德四年（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北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因隋末动乱，文献“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2]。由于唐皇朝统治者的先人在北周时地位显赫，而唐又是承隋而起，所以令狐德棻在建议中尤其强调了撰述周、隋两朝历史的重要性。
作为开国君主，唐高祖也深知修史工作的重要，因而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这里讲的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虽非首创，但它出于皇帝的诏书，这在以往实不多见。诏书还对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作了总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这一段话，颇显示出唐高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历史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的确是难得的。唯其如此，他产生“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了。诏书提出的六代史及其撰者名单是：北魏史，萧瑀等撰述；北周史，陈叔达等撰述；隋史，封德彝等撰述；梁史，崔善为等撰述；北齐史，裴矩等撰述；陈史，窦琎等撰述。总的撰述要求是：“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