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1]
一、问题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从史学本身的属性和要求来看，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著《史通》，有“直书”与“曲笔”的专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揭示和概括。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激励着那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发出许多真知灼见，把史学思想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设立史馆，其成为皇家的专职修史机构，往往也成为直书与曲笔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唐会要》中关于“史馆”有专卷记载，其中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细目[2]。近来重读“史馆杂录”，对于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似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深感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而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史馆杂录”所载有关修史诸事，都与史馆有关，也就是与官修史书相联系。
唐初设立史馆，以其做为国家的修史机构[3]。这一重大措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在于：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发挥了史家群体的修史作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命史馆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全部告竣。对此，唐太宗十分满意，他奖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