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被封建皇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1／3成书于唐初。“三通”之首的《通典》、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此外，官修史书如历朝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私人著述如各类专史、方志、野史、笔记、杂说，以及公私谱牒等，数量都很多。
恩格斯在论及17、18世纪欧洲的哲学和文学时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2]唐代史学的成就，也是唐代封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的发展中，是显著的。
唐代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史学的呢？
一、“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地提出了修史的目的：“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这个思想成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待史学的一个传统的思想。贞观十年（636年），房玄龄、魏徵等修成《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史书，“诣阙上之”。唐太宗很高兴。他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