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1]列宁的这一论述实际上说明，自然运动与社会活动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发展形式：自然运动是一种自在形式，社会活动属于自为形式。自然运动，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都以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而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的，任何历史规律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
从发展规律的形成机制看，自然运动是自然界各种因素自发、盲目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发展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自然运动规律形成于自然界诸因素盲目的交互作用过程，而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过程。实践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即通常所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物质变换”是人的活动和自然运动共同具有的，自然事物相互作用过程就是物质变换过程，而“活动互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仅仅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
实践活动包含“物质变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同时这种“物质变换”又是同“活动互换”以及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变换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实践活动又体现出新的、为自然运动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