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的方法包括确定起点范畴、展开中介范畴和走向终点范畴三个环节。
所谓起点范畴，是指从抽象到具体运行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规定，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纯有”，笛卡儿哲学中的“我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帕森斯社会理论中的“社会行动”，汤因比历史理论中的“文明”，等等。起点范畴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规定着理论体系的运行及其内在的无矛盾性。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必须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从中可以揭示出该领域的一切矛盾或矛盾的“胚芽”。例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起点范畴的实践，就以缩影的形式包含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全部唯物史观的范畴都是实践这一范畴的延伸、展开的产物，都可以在实践这一范畴中找到它的“胚芽”。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又是高度的抽象。社会研究的高度抽象，是指在其研究的领域内不需要用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来解释它，而它却能解释和说明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高度的抽象是包含着演绎法在内的抽象，即由这一抽象出发说明并演绎出其他规定来。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又是适度的抽象。高度的抽象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符合适度原则。抽象不及，不能确定真正的逻辑起点；抽象过度，也就失去了对象的质。例如，实证主义的抽象未超出经验，只在两种或几种变量关系中进行抽象，缺乏指导意义，这是抽象不及，而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则超出了度，他把人的社会性抽象掉了，仅剩下生物学的“类”。正是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起点范畴实质上是各个理论体系的“元概念”，而抽象中的本质的、高度的、适度的原则，乃是确立某个概念何以为“元”的原则。理论体系的“元概念”也是不断变动的，它表现着理论研究的层次、侧重点和建构方法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