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一生追求建立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而在他的心目中，所谓“严密科学的哲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追求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系，要求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因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那种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有效的真理”[2]；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具有绝对真理的秉性，所以“严密科学的哲学”能够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提供基础。“就哲学的历史目的性而言，它是所有科学中最伟大、最严密的科学。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纯粹的、绝对的认识的终极要求，与此相应的是对纯粹的、绝对的价值和愿望的要求。”[3]这就是说，“严密科学的哲学”表现为真理和价值的双重追求，既追求知识上的绝对性，又追求生活上的可能性，而哲学的真理追求的是生活的伦理得以可能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严密科学的哲学”同时具有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体现着一种新的哲学理性。
在胡塞尔看来，对“严密科学的哲学”的探索激发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动机，推动了笛卡尔的主体反思，并以激进的形式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然而，问题在于，“在哲学的各个时期里，几乎没有一个时期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成为严密科学的这一要求”[4]。胡塞尔的这一论述并不是说哲学是一门不太完善的科学，而是说哲学至今还根本不是一门科学，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其开端还有待寻求。
胡塞尔本人对其现象学的努力自视甚高，认为一部欧洲哲学史就是追求“严密科学的哲学”的历史，而现象学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点和顶点。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努力是欧洲哲学史上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现象学的努力就是欧洲哲学史上第四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这是最后一次革命，也是最彻底的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断言：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秘而不宣的期待”，同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隐秘的渴望”。为了建立这样一种“严密科学的哲学”，胡塞尔很费了一些周折。前期，他提出现象学还原的设想，力图通过给哲学划界来保证哲学起点的纯洁性；力图通过纯粹意识领域的结构分析，找出具有意向作用并与意向对象相关联的先验自我。然而，胡塞尔在此同样陷入“危机”或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