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转向不仅有其理论逻辑，更重要的还有其现实动因。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形成及其转向都是时代的产物。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其“后期转向”也是如此。具体地说，胡塞尔后期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文明发生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科学主义对文化传统的偏执，另一方面表现为西方人的生存价值的遮蔽。于是，探讨危机的根源，提供克服危机的方案，就成为一代有识之士的历史使命，而胡塞尔就是其中的先行者。研读胡塞尔的后期著作可以看出，与“生活世界”概念直接相关的就是关于“危机”的话题，即“欧洲科学的危机”、“欧洲人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
之前，胡塞尔只是从理论上探讨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对人类精神和哲学的危害，用的是诸如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之类的标签。但是，“危机”一词表现了胡塞尔对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容忍达到了极限，批判的分贝明显提高。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现实环境的压力，“当时咄咄逼人的德国政治局势构成了胡塞尔的这一整个思维努力的背景”，“危机意识在纳粹时代是胡塞尔历史责任感的实际起因”。[11]
胡塞尔的后期几乎是在探讨欧洲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克服危机的方案中度过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作了一系列有关危机的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充分阐述了欧洲人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问题，并认为这两类危机的表征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而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就是伴随近代工业革命而日益膨胀起来的物理学的客观主义及其演变形式——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