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语中，我不想对以上论述做一简单的概括，而是准备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简要地论述《马克思的幽灵》对我的启示。
福柯曾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提出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创始人”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的创始人”[38]，他们不仅造成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而且为一些差异打开了闸门，为引进一些异质因素开辟了空间。在福柯看来，一种话语实践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话语的类型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或者是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是前科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实际上，作为话语领域本身一部分的这种重返从未停止过。这种重返不是增加话语，也不是装饰的一种历史补充，相反，它承担了一种变革话语实践本身的必要使命。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叙事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得马克思的“文本”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理论空间。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中，致力于寻找其中所谓的不合时宜之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是生活在19世纪的思想家。之所以需要不断重读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业已积淀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积淀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由此，不断地重读马克思就是不断地回返历史、不断地反省当下的现实，从而也就是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与现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