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德里达“靠近”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内涵：
一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德里达看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受到重大创伤，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造成的“创伤”，因而是一种“内伤”。那么，如何医治这种“创伤”、“内伤”？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是医治这种“创伤”、“内伤”的有效药方。这是因为，解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记忆和传统”，这种“创伤”、“内伤”“恰恰可以被这一无终结的解构运作所否定，人们力图通过这种运作去缓和它，吸收它，使它内在化和具体化”[29]。为此，德里达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并在一个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中“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德里达“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30]。
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和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在《白色的神话》一书中，德里达极为赞赏马克思对以“字源学”解释社会观念的批判，并大段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字来旁证他的隐喻理论；后又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定义文字、书写物等，“让我们从实践概念入手。为了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我总是坚持‘实践’价值。其结果是，‘意指实践’的一般理论由此得到说明”[31]。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所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当年用“实践”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一样，也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包括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等）的相互联系的新定义。
的确，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在某些观点上可以沟通。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其质疑了意识的自明性而言，恰似解构主义的中心概念延异，而作为辩证法原动力的矛盾概念，就其作为一种强大的异质力量运行而言，预示了延异的策略。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以其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与德里达的“踪迹”相似。如果说“历史”一语意味着打破自然状态，开始建构和生产，那么，“踪迹”一词意指打破和现实的自然纽带，开始自由游戏过程。斯皮沃克在《关于阅读马克思的思考：读毕德里达之后》中断言，马克思对“货币”的关注犹如德里达对“文字”的热情；货币原是所有权的一种异化，是产品交换的一种补充，但它又反仆为主，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至尊，这极似文字的故事。如此等等。这是德里达等人热衷于进行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姻”的理论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