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西方思想界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迈克尔·瑞安于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可视为这一话题在美国的代表作，特里·伊格尔顿念念不忘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是这一话题在英国的“发言人”。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了。发表在1971年《诺言》杂志上的胡德拜恩和施加佩特对德里达的访问记，即已提出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胡德拜恩认为，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多方面的共同点，而德里达当时对此未置可否。他的回答是，马克思的“文本”还有待进一步细读，以便从中抽出运行其中的修辞及隐喻程式，而不宜进行简单解释，或根据某种先入之见来进行所谓的在“文本”表层之下发掘深层意义。
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里达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总是含糊其辞，也不曾明确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幽灵》则显示出德里达开始有保留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德里达认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并提出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5]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都是非常明确的。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由此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德里达为什么进行“清理、批评、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力图构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德里达之所以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学维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