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专属哲学家个人。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就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宏伟、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同时，这也就从农业文明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的时代。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性问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