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的核心命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后现代”，即如何“重写现代性”。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所粉碎，当代科技革命及其后果则使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发生质疑。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问题，而非确定无疑的答案。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进行“从后思考”、重新阐释、重新理解。按照哈桑的观点，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铁障”或“长城”，因为“历史是可以抹去旧迹另写新字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18]。
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而来的，是对现代主义的重新阐释，二者之间并不具有本质的差别。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把那些在“现代”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设法加以表现，使之从一种“无形”转变为“有形”，所以“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或者说，“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利奥塔由此认为：“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19]换言之，后现代并不是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的确如此。“重写现代性”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吁求，贯穿现代化运动的始终，可以说，马克思以及尼采、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写现代性”。从历史上看，“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而运作始于17世纪，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论、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社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正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了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换言之，是在“重写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