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之后，充分体认和集中探讨这种相遇，考察其现实背景，把握其理论渊源，从而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从现实生活背景来看，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还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结底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用后现代主义话语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始终坚持、贯彻这一批判，即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不断扩张、深化的异化状况进行批判。即使是颇有争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脉络而言，它的全部理论工作都是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的应用、发挥和某种程度上的深化。从早期的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再到晚近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进行了相当尖锐、相当深刻的清算和批判。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重合性，所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26]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27]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是一个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作”的过程，因此他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28]，因此，应“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