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力图揭示这种变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贝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基础的新变化，认为“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的）、现有的权力的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迅速消蚀”[22]。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从技术水平、生产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到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再到自我的心理结构、社会认同、意识形态等领域，较全面地分析了随着网络兴起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来说，不管他们的分析是否正确，这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做出的新的思考及其对理论的历史意识，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后马克思主义自觉吸收了当代社会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展示出广阔的问题域。在一定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科壁垒的局面，将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融为一体，并把许多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关注或较少关注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思想建构中，不仅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果；而且还吸收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媒介文化批评理论等思潮，论述的问题涉及哲学、社会学、符号学、媒介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此外，高兹对生态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苏贾对地理学的反思、哈特曼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系的思考、齐泽克对当代电影的分析……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的理论画面。在这些思考中，不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有效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评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这一批判精神融入特定的理论分析中。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