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本是文学批评著作，但其中的《史传》篇，却对史学展开了全面的评论。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历史撰述也是一种文体，自应在其评论范围之内。但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或史学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史传》篇不失为一篇划时代的佳作。
《文心雕龙·史传》篇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史书撰述的历史。作者分别列举了春秋以前、战国秦汉时期、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他推崇《尚书》、《春秋》，认为：“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他推崇《史记》、《汉书》，认为：《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汉书》“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他称赞司马彪《续汉书》“详实”，华峤《后汉书》“准当”，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等等。可见，作者并不只是一般性地列举著作名称，而是着意于评论。
第二，是历史编著的要求。刘勰在《史传》篇中指出：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1]
这四句话，表明了史书编纂的基本要求：一是推崇贯通，二是重视揭示盛衰兴废，三是强调制度，四是有益于政治统治。这几点要求，包含了历史编纂在内容、形式、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对自先秦以来历史编纂经验的高度概括。
第三，是明确提出“信史”原则。刘勰在《史传》中进一步指出：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2]
中国古代史家早有恪守信史的思想和追求信史的目标，所谓“君举必书”，就是这种认识与活动的萌芽，此后便凝练成“《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3]的思想原则，司马迁以下，许多史家都遵循这一作史原则。但是，刘勰从史学上看到，也确实有在历史编纂上违背信史原则的现象。他着重从两个方面提出批评。第一个方面，是在对待“传闻”和“录远”问题上出现的偏颇，他指出：“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可见，他对那些在对待“传闻”和“录远”问题上持轻率态度的人，批评是极其严厉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记编同时”即记近问题上出现的谬误，他指出：“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所谓“时同多诡”，就是记述失去了基本原则，评价背离了客观标准，以至于“寒暑笔端”。由此看来，“录远”和“记近”，都可能背离“信史”原则的轨道。惟其如此，强调“信史”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可贵了。正如刘勰在《史传》篇所做的总结那样：“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可以说，这是神圣而又艰苦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