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萌生、发展，是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在这方面，刘知幾《史通》是一个里程碑。其后，自盛唐以下，经中唐、晚唐，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在一些具体领域都有突出的反映，从而把魏晋至隋唐时期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发展推进到新的境界。
盛唐时期，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有些问题如关于“史才三长”和“直书”的评论，已明显地反映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到中唐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向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的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史学家这种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有个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历史撰述方面做出贡献，并对前代优秀史家吴兢等给予称赞。韩愈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点是：“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他举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直至本朝吴兢等为例，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云云[16]。这是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韩愈对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一些消极看法。次年正月，韩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书韩愈，诚恳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看法。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