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34]，刘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都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职》两篇最为突出。《史官建置》篇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刘知幾认为，史学之所以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借此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从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愿望和要求。这从理论上说明了史学所具有的教育作用。《辨职》篇进而提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三种情况：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这好像是从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来判断他们的等第，其实，所谓“彰善贬恶”、“郁为不朽”、“名重一时”，也都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表现。明确提出“史籍”的“为用”和史学的“为用”，这是中国史学上经世思想的新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十六个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撰述的旨趣。在史学发展上，由史学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目的和用途在于“将施有政”，这是第一次。这是史学家之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确立。
《通典》不仅在当时“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它的经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后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推崇。朱熹指出：“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3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清四库馆臣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36]清人将《通典》列于“政书”类，应当说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着他关于史学与政治之密切联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