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史学自觉”，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做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做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一个人具备了这两层含义的要求，可谓之“史学自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个“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认识历史有一个特点，即他十分重视认识历史的途径。具体说来，他认为：人们通过读史才能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从而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和智慧。反之，离开了史书，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这样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核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41]
这里说的“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是强调通过阅读史书，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说“右史序言”、“左官诠事”，“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惟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个明确而极有分量的结论，这就是：“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