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审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隋唐时期史学在发展中的新转折、新成就，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史家自觉意识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史家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一方面是对古老的史官职守的继承与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意识形态之主流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做出史学的解释。这种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在唐代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关于“直书”认识与实践的深化，关于对修史制度的反省，关于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这些问题本书其他章节或已有所涉及。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与史学批评意识强化有关的问题。
盛唐时期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主要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这个时期史学家对史学、史学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书方面。中国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反省，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态的话，则刘知幾的《史通》乃是这方面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司马迁活动于汉初，刘知幾生活在盛唐，他们都是处在封建社会虎虎有生气的时代，这使他们能够在史学上从事总结性的工作并取得杰出的成就。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任史职，直至去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修史工作，首尾凡二十年。主要撰述工作有：武则天时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景龙四年（710年）撰成《史通》，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继而与史学家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以撰述之功，封居巢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