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关于“天人之际”的看法，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批判性。批判“天人感应”论，批判“圣人之意”说等，这些批判，如上面所举诸文，都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所做的理论批判，且具有宏观的性质和普遍的意义。在柳宗元的著作中，还有一种批判是从具体的史学著作入手的。这种批判，从史学来说则具有直接的意义；但因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所以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和理论的价值。这两种批判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思想上、理论上则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非国语》就是这后一种批判的代表著作。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批评的发展，是史家主体意识增强的又一个突出表现。这时期的史学批评，从史学价值来看，刘知幾的《史通》是杰出的代表；从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来看，柳宗元的《非国语》，亦堪为代表。
《非国语》六十七篇[59]，一般被看作是柳宗元的哲学著作，但它更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评史事，评人物，评史家，评史书编撰，而于其中见作者的思想和旨趣。
柳宗元撰《非国语》，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社会实践方面的考虑。他在《非国语》序中写道：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己也；而其说多诬**，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本诸理”，这就是从理论上的考虑。他在《非国语》书末跋文中又写道：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呜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凡六十七篇。
柳宗元担心后世读者不能看出其中错误，甚至把它抬高到近于经书的地步；他为了“救世之谬”，而作《非国语》。“救世之谬”，也还是从理论上说的。他撰《非国语》的社会实践的目的，在他给友人的两封书信中讲得很真切、具体。一是《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是《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在前一封书信的一开始就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指出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缺少正确的治世之道的几种表现，最严重的当是“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一类的人了。接着他再次讲了他对《国语》的看法，最后表示：“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只要对世人有所启迪，他不担心因《非国语》之作而被加上种种罪名。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柳宗元产生了巨大的批判的勇气。在后一封书信里，他申述了自己的“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志向，自永贞事件后这种志向已无法实现了，“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无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柳宗元是要通过著书来发挥他的“辅时及物之道”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他比喻《国语》的危害“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撰《非国语》，是“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60]。这两封书信，除了继续讲到作者撰《非国语》的理论上的原因外，着重讲了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目的和作者的深沉的用心。《非国语》撰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作者以“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的“罪人”的身份，仍然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抱负，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