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史论的开篇，是《光武帝纪》的后论，他这样写道：
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120]
读了这一篇《光武帝纪》后论，再对照前面所引证的范晔关于对自己所撰史论的评价，人们不禁会哑然失笑，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在这篇后论里，范晔为了说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他一连列举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长所语、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之叹、道士西门君惠和李守的预言等。可以说，一切可以用来说明“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场。对于一个确信“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的史家来说，这篇史论无疑是一堆荒诞之词。
诚然，这或许就是一个史家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局限的一种反映。南北朝时期，史家著史，凡论及改朝换代之君，都要表明他有异于常人之处。如《南齐书·高帝纪》说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121]；《梁书·武帝本纪》称，梁武帝萧衍“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122]；《陈书·高祖本纪》也说，陈高祖陈霸先既长，“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高祖心独负之”[123]。这些记载，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荒诞成分，也都是为开国之君编织神秘的外衣。其中，《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虽是唐初人，这两部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但姚思廉是继承了其父姚察的事业，思想上和撰述上都深受其父的影响，自然保留着南朝史家的遗风。至于北朝史家，我们从北齐人魏收所著《魏书》里的《序纪》、《太祖纪》中，可以读到有关类似说法的荒唐故事。可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南北朝时期一些史家之庸俗性的通病，而范晔亦未能免俗，故有此不伦不类的史论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