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二是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对于前者，所讨论甚少，本书特提出来加以阐发。对于后者，屡屡有论者提到[98]，有的论者也有一定的论述，颇多启发，有的论者则未予以展开。本书意在发展、丰富已有的陈说，时亦提出新的认识，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对于范晔的历史思想，作者拟另撰专论，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这里，首先讨论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问题。
范晔在“自序”中突出地写了他关于“意”与“文”的认识，他说：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但也有《史传》篇专论史学。《昭明文选》“选”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论”专卷[99]。刘知幾《史通》是史学批评著作，但它反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00]。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与史的理论著作。这样来看，则对于范晔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而要把它同作为史学家的范晔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谛。要之，这是认识范晔史学思想及《后汉书》有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