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负地来评论自己的史论，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69]，读者可做参考。本书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70]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適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71]尽管叶適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为以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