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0]。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21]。炀帝时期有一个光禄大夫于仲文，曾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三十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是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22]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唐高祖时，曾任廉州刺史与鄂州刺史的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颜游秦是著名学者颜师古的叔父，所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23]。颜师古注《汉书》，用力至深，“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24]，极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