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发展的重大变局
一、关于私人撰写国史的禁令和隋朝修史的失误
在隋朝与唐朝初年的五六十年中，中国史学曾经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局，即隋朝修史的失误和唐初史学的兴盛。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有隋一代，在史学上没有产生辉煌的著作，未能造就出有较大影响的史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隋皇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三十多年就灭亡了，因而不可能在史学上有什么成就吗？不然。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皇朝，也并非都不能产生有影响的史家和史书。例如，西晋（265—316年）时陈寿撰《三国志》，为著名的“前四史”之一；魏收著《魏书》于北齐（550—577年）；南朝宋、齐、梁、陈，“运祚”都不长，史学上也颇有成就[1]，而以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价值尤高；五代时期，仅在历史上存在十一个年头的后晋（936—946年），也出现了《旧唐书》这样的鸿篇巨制，等等。可见，隋代史学上缺少重大成就，固然与其“短祚”有关，但其在修史上的一系列失误却是更重要的原因。揭示这些原因，对于说明隋代史学状况是必要的。
隋文帝初年，为加强对史学的控制，乃“制禁私撰国史”，违者，严惩不贷。如著作郎王劭因母忧去职，在家著《齐史》而被人告发，隋文帝“遣使收其书”[2]。因为王劭得到文帝好感，才幸免于罪。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曾明确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3]。这表明，隋皇朝不仅要垄断修史，而且还要垄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于是，撰写史书和评论人物都成了“禁区”。私人撰史，已成畏途，史学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