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书》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隋唐之际，人们对《魏书》有过不少评论。隋文帝时，“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所以命魏澹“别成魏史”。这里说的“褒贬失实”，指的是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因此，魏澹《魏书》则以西魏为正统，“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185]。恭帝是西魏最后一个皇帝。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魏澹在隋朝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这是必然的。北齐承东魏，因此魏收在北齐撰《魏书》，以东魏为正统，这也是必然的。一般地说，在这两者之间，很难以哪一个皇朝为正统来确定其是否“褒贬失实”的。
唐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撰前代史的建议[186]。次年，唐高祖李渊命萧瑀等修撰六代史，而以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主持魏史的修撰[187]，但这次修史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当唐太宗再次提出修撰前代史时，“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最后只就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作了安排[18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魏收、魏澹二家《魏书》“已为详备”，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众议”的结果。七年以后，即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对魏收及其《魏书》的评价，跟这次“众议”显然是不一致的。李百药对“秽史”说的渲染和支持，给后人在评价《魏书》上造成了混乱，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唐初史学家中，李延寿是极力推崇魏收及其所撰《魏书》的。他的看法，写在《北史·魏收传》的后论里。他这样写道：“伯起（按：魏收字伯起）……学博今古，才极从（纵）横，体物之旨，尤为富赡，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勒成魏籍，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悦），不平之议，见于斯矣。王松年、李庶等并论正家门，未为谤议，遂凭附时宰，鼓动**刑，（李）庶因鞭挞而终，此公之失德。”李延寿的这个评价，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意思：（一）高度赞扬魏收的才学，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大致上还是符合事实的。（二）充分肯定了《魏书》在文字表述、材料编纂和史事评论方面的成就，说它“追踪班、马”恐有些过分，但基本格调却跟《北齐书·魏收传》的评价大相异趣。（三）指出魏收受到指摘的原因是“意存实录，好抵阴私”；“意存实录”是好的，“好抵阴私”的方法却不对，所谓“不平之议”便是由此而引起的。这跟李百药的说法也迥然不同。（四）批评魏收依仗权势，对《魏书》的指摘者施以“**刑”，这是魏收“失德”之处。李延寿的这个评价，未必全然中肯，但他的这个评价的重要性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仅是他曾参加唐初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工作，于唐初史家对《魏书》的看法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撰写《南史》和《北史》的过程中，对有关的南、北诸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看法自非一般印象，而是从反复比较中得到的结论。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即李延寿和李百药是同时代人，他对魏收及其所撰《魏书》的这个评价，实际上暗含着对李百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批评。刘知幾以及刘攽、刘恕等在评价魏收及其《魏书》时，接受了李百药的论点，而没有考虑到李延寿的这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