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前所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37]。这是通过改撰魏史，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38]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汉书》学”的兴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隋朝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因此，关于《汉书》的著作，“为当时所贵”，“甚为贵游所礼”[39]。像这样的盛况，在经学史、佛学史上并不鲜见，在史学史上却是空前的。《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
总的说来，正统观念、垄断修史、推崇《汉书》，这种历史意识的强化，都是反映了政治统治上的要求。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比隋朝统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40]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诏书显示出他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定了宏大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