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其地位十分重要，故稍作详细叙述。他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首议购募遗书。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青年时期的令狐德棻勤奋好学，“博涉经史，早知名”，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曾经得到一次入仕的机会。但是，他却“以世乱不就职”。可见令狐德棻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政治主见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很受李渊的重视。武德五年（622年），他又当了秘书丞。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奏请购募遗书的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第二，参与唐初八史的修撰。令狐德棻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所谓“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这正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因为：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
——“总知类会”五代史的修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修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共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