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的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二十一人。令狐德棻被参撰者“推为首”，他和敬播在制订《晋书》体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晋书》以南朝齐人臧荣绪（415—488年）所撰《晋书》为蓝本，采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予以补充，重新撰定。刘知幾特别强调它“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伪史十六国书”[84]。这反映了新修《晋书》在所取文献上和内容上的特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晋书》撰成，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目录各一卷。叙、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全书曾总题为“御撰”。
《晋书》记事，起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迄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晋四帝、东晋十一帝共一百五十六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晋书》对于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家的撰述修养和创造才能。《晋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因其“参考诸家，甚为详洽”[85]，在内容上也很充实。因此，《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86]。《晋书》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重视和认真处理。它继承了《东观汉记》所用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夷”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更有认识上的发展。它同“五代史”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载记中颇有写得精彩的篇章。关于石勒的两卷，写他斩祖逖部下降者继而送首于祖逖，写他“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写他“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及所发论议，写他在宴请高句丽使者筵席上对汉高、韩、彭、光武、曹操、司马懿父子的评价及自认“当在二刘之间”的谈话，都写得酣畅淋漓。关于苻坚的两卷，写他登龙门、游霸陵而与臣下论前人得失，写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写他广修学官、亲临太学，写他的淝水之败、长安之失，也都极有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