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史家、学者潜心积思，致力于谱学的研究？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如此重视谱系之学，组织修撰了一部又一部大型谱牒著作？究其主要原因，这是唐代政治生活的需要，即是最高统治集团为了调节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需要。唐代谱学是唐代政治的附属品和折光镜：它从属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着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又随着此种需要之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
李唐皇朝是依靠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唐太宗初年，随着唐皇朝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的结束，以及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政治统治逐步走上轨道，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唐太宗在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氏族志》的修订，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普遍搜集全国谱牒，“凭据史传考其真伪”，真者存之，伪者黜之，即仍然承认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另一条是“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所谓“忠贤”、“悖逆”，自然主要是视其对李唐政权的态度而定。前一条原则滋生于历史，后一条原则着眼于现实。但是，传统的门阀观念很深的高士廉诸人，根据这两条原则，在《氏族志》的初稿中，依然习惯地把山东崔幹列为第一等。对此，出身于关陇士族且又身居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是自唐皇朝建立以来，最高统治者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山东士族[52]，现在居然又搞出了一部把山东崔氏置于天下之冠的《氏族志》来，这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愤慨。因此，他严厉而又明确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