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经过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年）领导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图（约前600—前527年）实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后期）领导的革命（前509年），最终废除了贵族在原来氏族社会享有的特权，随着氏族制度最后残余的消灭，牢固地确立了崭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隶制国家。这一系列变革，大大促进了雅典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雅典在对外关系中，积极支持小亚细亚沿岸原希腊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进行的反波斯的斗争，在积极介入并领导的希波战争中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 希波战争和雅典的兴盛
正是在希波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历史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前461—前429年）。其间，伯里克利领导雅典继续实行政治改革，巩固奴隶主民主专政，加强对以希腊为一方的同盟的财政军事控制，使它们彻底成为雅典的臣属和工具。通过武力和外交途径，阻止波斯西进并结束希波战争，全力与斯巴达争霸，从海上陆上防御斯巴达及其盟邦对雅典及其盟邦的攻击。这一切都适应当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制经济发展趋势和符合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
其间，成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成为雅典发展海上霸权，建立雅典帝国的工具。特别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库由提洛移往雅典，于是诸加盟城邦（为数达三百以上）事实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属国。这些盟邦对雅典纳贡、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驻屯的行政军事长官监督，政治、经济制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为准。结果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当时的雅典进入了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
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伯里克利时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