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传统的文艺持剧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随着他的哲学观点的演变以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前后的观点有显著的变化。柏拉图前期（中期）以《国家篇》为代表，对传统文艺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把诗驱逐出理想国”[260]，在晚期的《法篇》中，则在坚持严格的检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文艺。这一切都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理想为依归，即以是否符合他所设定的那种理想城邦的目的为依归。
一 哲学和诗歌的争吵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审察，是从哲学高度出发的。他声称，当初之所以主张将诗逐出理想国，不是出于简单粗暴，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他个人杜撰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261]。
的确，古希腊传统中有些哲学家，对传统的文学艺术持否定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前570—约前470年）和赫拉克利特。
塞诺芬尼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的宗教和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持批判的态度。在其《哀歌》中，强调诗歌要颂扬神明：“首先聪明的人们，必须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颂赞神明。然后奠酒并且祈请神明赐予力量，使人们能够做得允当（因为恳求这种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个人喝得过量，只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搀扶回到家门。”[262]但反对颂扬异端的神祇：“不要歌颂提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也不要去管那些纷乱的争吵，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平安吉庆。而要时时对神灵崇敬，这才是可贵的事情。”[263]
在《讽刺诗》中，对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持剧烈批判观点。他承认，长期以来荷马的诗篇对人们有重大持久的影响，“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264]。但是荷马等都是将人间的败德加到神灵身上：“荷马和赫西奥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彼此欺诈。”[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