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和普卢塔克，除了对有关美和艺术的一般理论进行过探讨外，还曾分别对诗和音乐进行过探讨。
西塞罗本人是一个散文作家，但他从小就爱好诗歌。早在少年时期就撰写过扬抑格四音步的诗歌《蓬提乌斯·格劳库斯》。[72]后来又翻译过希腊西利西亚的索里的诗人阿拉托斯（创作时期约前315—约前245年）一部有关天文学的六音步说教诗《物象》，现存约六百行。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引证荷马和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以及引证被公认为罗马文学之父、叙事诗人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年）、泰伦斯等早期诗人的作品。更其值得注意的是，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正是作者去世后由西塞罗整理定稿的。由此也足以表明，西塞罗对诗是有高度修养的。
首先，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注意到诗和其他文体之间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必须依照史实记载，史学家并无自由创作的余地，而诗人则可以凭想象进行自由创作。西塞罗大体持相类似的见解，声称：“在历史中判断一切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中，标准通常是诗所引起的快感。”[73]这里表明他注意到诗的娱乐功能。他在另一篇论述中再次提到这一点：“诗若有益，固然最好，否则作为一种正当娱乐”。诗“可陪我们度夜，可伴我们旅行，可供我们消遣”。[74]
其次，肯定诗的教育功能。西塞罗在肯定诗的娱乐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诗的教育和政治功能。当古希腊诗人阿基亚斯（约前120—?年）于公元前62年在罗马被指控冒用罗马公民权时，西塞罗为之辩护并撰写了《阿基亚斯辩》。他声称：文学的研究是教育的一部分，诗可以宣扬“伟人之殊迹”。由于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崇尚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项都不可违背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西塞罗认为，诗和演说对于国家是有益的，所以诗人和演说家是国家的组成分子，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诗和演说的最大效用，也就在于它们对国家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