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弩斯还就文艺所赖以发展的主观精神因素和客观的社会因素，以及它的作用进行了探讨。[82]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朗吉弩斯特定的处境。当时希腊早已被罗马共和国所灭亡，他所处身的罗马帝国推行的是专制镇压的强权政治，作为在罗马谋生的修辞学教师，在政治观点上不可能直抒己见，否则就要遭到迫害甚至杀身之祸。所以，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作为表面上是被批判的观点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一 文艺和政治自由
朗吉弩斯借某个哲学家的名义，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今这个时代固然有些人才，他们极有说服力和政治才能，聪明而又多能，尤其富于文学的感染力，那么为什么除了绝少的例外，至今却没有出现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以致感叹，“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83]。
接着他借着人们相信的“老生常谈”来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文学的天才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伟大天才的好保姆，有无卓越的文才一般是与民主制度的盛衰相联系的。因为，只有自由才能培养有能者的智力，感发他们高尚的希望，只有自由才能培养彼此竞争的精神和争取高位的雄心，只有自由的共和国，才能给人以奖励，演讲家的智力才能不断得到锻炼和磨砺，并因此而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就与照耀国家大事的自由共放光辉”[84]。这使人想起以往古希腊的光辉的伯里克利时代。
相比之下，“今日”则不然，从童年起受到的是社会的奴性教育，从小开始心灵就在这种教育中被培养起来，因此从来没有品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