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在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对于诗（文学）的分类是非常重视的，他专门写过一篇《诗歌的分类和分科》，在那里把诗（文学）分为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而悲剧、喜剧和正剧又构成了戏剧文学。因此，他不仅是从文学类型学意义上来谈悲剧和喜剧的，而且也从美学上来谈悲剧和喜剧，他曾明确说过："悲剧的因素存在于现实中，所谓生活的肯定中；喜剧的因素存在于具有客观现实性的幻影中，生活的否定中。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长诗里面，都可能有悲剧，在它们里面，也可能有喜剧。"[65]
首先，别林斯基把悲剧和喜剧当作对生活的肯定和否定的两种形式。
在《智慧的痛苦》中，他是从诗（文学）的分类学谈起（诗分成三类——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而戏剧诗又分为两个科：悲剧和喜剧），然后从诗的本质出发把诗分为两种：肯定的或者现实性的诗，和否定的或者幻影性的诗。前者就是悲剧，后者就是喜剧。[66]
别林斯基作了这样的论证：因为诗的对象是现实或者现象中的真实，而生活出现了两个方面——现实性的或者理性的现实，这是生活的肯定，以及幻影性的现实。这是生活的否定，因此，作为现实的复制的诗也就分为两方面，[67]这就是悲剧（肯定的诗）和喜剧（否定的诗）。而且他还把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作为两者的例证，认为"前者描写生活的肯定，而后者描写它的否定"。
别林斯基的这种论述，当然明显地表露出了黑格尔美学的影响，即从实体性的有无来看悲剧和喜剧的本质，但是，由于他坚持了诗（文学）是现实的再现，从而把悲剧和喜剧直接与生活联系了起来，从而又很自然地超越了文学分类学，而把悲剧和喜剧当作了一种美学范畴来看待。这一方面包含着现实主义美学的基因；另一方面也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自觉的辩证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