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历史哲学家。190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一家中学任数学教师，后定居慕尼黑专事著述。1918年7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在维也纳首次出版。该书的问世，由于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西方社会物质窘困与精神危机的负面效应相吻合，因而如狂飙突起，使欧洲文化界深受震撼。该书曾先后被译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此外，斯宾格勒还著有《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人和技术》、《决定的时刻》等著作。
斯宾格勒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美学著作，他的美学思想集中见于他的文化学说和历史哲学之中。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体系中，艺术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或者是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在对世界历史中几种主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时，论及艺术的本质和特点，或者是从艺术的角度来透视不同文化形态中所蕴含的不同的生命意识及不同文化形态所独具的特殊风格与历史形式。可以说，艺术正是斯宾格勒赖以建构他的文化形态理论并借以对不同文化形态作出区分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他的文化历史哲学，才能深刻把握其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 独特的文化形态学理论
斯宾格勒是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对时代具有特殊敏感并作出了深刻反思的思想家。正如美国学者休斯所说：“他是一位具有高度直观天赋的文化预言家。”[1]早在1911年，斯宾格勒开始构思《西方的没落》一书时，他就敏锐地预感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世界大战将迫在眉睫，是“历史危机的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现”。后来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结果，更使他坚信一切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因此，他断然否定了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批判了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摒弃了近代西方历史思想中那种单线论的、以西欧为中心的所谓“古代—中古—现代”三分法的直线历史进步观。他把这种不是内在地去领悟历史，而是从外部搜寻一些仅具表面价值的历史陈迹，然后又机械地堆入“古代—中古—现代”的僵硬模式的历史观，称之为历史研究中的“托勒密体系”。在他看来，这种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历史模式，不仅不能揭示出历史本身的真谛，甚至还掩盖了历史事实的真相，并足以导致历史研究的任意性和主观性。“问题不仅在于这种体系限制了历史的领域，更坏的是，它左右了历史舞台。西欧的土地被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地面上一块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理由似乎只是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而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则都被迫极其谦逊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这是一种太阳和行星式的怪想体系！”[2]斯宾格勒认为，这种用某种外在的因素来解释历史、按照“原因”和“结果”的体系来安排历史事件、对待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根本上是由于混淆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代历史研究特殊方法的结果。在历史领域里“过去的研究方法几乎全是从那唯一完全锻炼认识方法的科学，即物理学那里搬来的，以致实际上我们虽在研究客观的因果关系，我们却自以为是在进行历史研究。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旧式哲学除了这种看法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有意识的人类悟性和外部世界之间还有任何其他关系存在的可能。康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奠定了有关认识的形式法则，他认为自然只是理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他以后的人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看法应当有所保留。对康德来说，知识就是数学知识，他讨论了理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和范畴，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用以领悟历史印象的全然不同的机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