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潮根源于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其发生可以追溯至共产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中欧、西欧爆发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却普遍失败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却相对稳定下来。对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狱中札记》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引发了共产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他们批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无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突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断裂，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批判苏共内外政策以及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倾向，提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见解。这些论著在共产国际内部受到严厉批判，却在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更是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政治、哲学、社会等领域向美学、文艺理论领域转移的结果，而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生发展同步。在反思20年代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原因时，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其归因于无产阶级主观心理准备的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张扬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这种用黑格尔主观辩证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调主观意识、倡导主体性革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理论追求。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滋养，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无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显著进展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并成为推动这一思潮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动力。“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在新实证主义中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形式，这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进一步思考，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等显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入60年代，欧洲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知识分子奋起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方面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援，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重的文化危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精神危机，面对异化了的现实，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将思考的焦点集中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希望通过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美学、文艺学的批判，拯救被压抑的、异化了的人性和主体性。这就进一步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性的实践革命径直转换为主体性的文化革命，把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领域的问题转换为文化、美学、文艺领域的问题。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1]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身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书斋中的学者，尽管曾有从事政治实践的经历，但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他们在共产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中所持的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相对的立场又遭到严厉的批判，革命路向的转移与理论家的个人际遇最终使他们投身于诗学与审美领域的探索，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并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美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