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具有独创性的是，布鲁姆进一步从强者诗人的生命循环中，“追踪出”了六种有效的修正方式即修正比：偏移（clinamen）、碎片（tessera）、由高到低（kenosis）、魔鬼化（daemonisation）、自我约束（askesis）和重现（apophrades）。这六种修正比也就是后来者诗人与前驱诗人的六种文本间的关系。布鲁姆所说的“对抗式批评”就是通过揭示这些关系来显示诗人之间的关系，在破碎的文本互涉形式中恢复诗歌的意义。
第一种是偏移（clinamen）。这个词借自哲学家卢克莱修，原意是指原子的偏移能使宇宙发生变化。布鲁姆用它来指对诗歌的有意的偏移和误读。后来的诗人要对前人的诗歌进行有意的误读，从而确立自我的神话，因而诗歌的影响也就是通过误读而进行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以此来和自己的前辈相分离。也就是说，诗人给前驱者定位，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偏离。可以说，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现代诗歌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127]
第二种是碎片（tessera），意思是“续完和对偶”。这个名词借自古代的神秘仪式，来表示认可身份的凭证，在本书中是指以一种逆向对照的方式来续完前人的诗篇。这里所说的“对偶”，是指寻求自身对立面的探索者，并以此来寻求自己的“自我”。布鲁姆认为，新人和前驱的关系就好像某种强迫型的神经官能症，它的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双重情感，从这种情感中派生出的是一种挽救和救赎的模式，这种挽救和救赎的模式在诗的误读过程中成了制约着强者诗人生命循环的各阶段的联系的准仪式。因此，在tessera中，后来的诗人提供自己的想象力告诉他自己能够使原来被缩短的前驱的诗歌变得完整。所以这种修正是一种救赎式的误读，它使后来的诗人相信，“如果不把前驱的语词看作新人新完成或扩充的语词而进行补救的话，前驱的语词就会被磨平掉”[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