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批评是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以1920年至1928年美英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为达到**的标志。6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这次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次女权运动已超越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一名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1]显然，这次女权运动的深广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女权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就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权政治运动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艾德里娜·里奇所说：“政治观点与人们强调的文学新观点之间呈现一个清晰的动态；没有日益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的学术运动就不会迈出第一步”[2]；巴巴拉·史密斯谈到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时也说，它“合乎逻辑地起源于黑人女性运动，同时又为参加运动的妇女贡献自己的思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