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年），出身于英国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就学于阿勃文尼文法学校，后获剑桥三一学院奖学金而赴剑桥大学学习。1939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加入英国共产党学生支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服兵役，战后复员，未再加入共产党。后在牛津大学任成人教育导师。1961年受聘于剑桥大学，任戏剧教授。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一部分学院派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新左派”，并于1957年创办《新左派评论》。威廉斯积极参与新左派活动，逐渐成为其精神领袖。从60年代起，他系统研究了卢卡奇、葛兰西、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逐渐形成其文化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他勤奋著述，已出版二十多部著作，主要的美学著作有《1780—1950年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从易卜生到T·S·艾略特的戏剧》、《长期革命》（1961年）、《现代悲剧》、《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9年）、《政治与文学》、《写作和社会》（1984年）等，还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边境地区》和《第二代》。
一 文化唯物主义的社会观
威廉斯作为一个英国美学家、理论家，从年轻时代起，就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20世纪分析哲学，美学的影响，还对19世纪英国美学家阿诺德（Arnold）的文化美学作过深入研究。从5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了在英国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从自己熟悉的英国传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行了“文化”改造，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般说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则是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和产物，因而是第二位的。这一原理的前提是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威廉斯并不反对这种基本的划分，但是，他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第一位与第二位的固定区分。他认为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僵化的，很难说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辩证关系。比如上层建筑中的文学，就不能说是“在或多或少程度上，以直接的方式模仿和再现了现实的基础”，相反，文学和其他上层建筑对整个现实基础倒有促进、生产乃至决定的作用。因而把上层建筑固定地看成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是不妥的。他进而提出，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种“过程”，因而必须以动态的观点去看待和解释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89]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是在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1973年）一文中谈论这一问题的。显而易见，他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关系问题看成是更大范围的“文化”理论问题，或者说，他有意无意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画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