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百年来经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三大阶段的发展，其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已经基本解体，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正式登场后，女性主义思想许多立论的基点已经受到根本性的质疑。由此形成的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研究格局，是否会成为女性主义理论重获新生的基点，也许仍然是一个疑问，但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却因此获得了一个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否定的机遇。
与女性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庞大松散的理论思潮，然而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较为一致的消解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个并行发展的政治文化流派，而且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后现代主义更偏重于哲学上的创新，女性主义主义则更关注社会批判。按照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的观点，“它们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距离”，而且“各自对对方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没有能够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仍是男性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过于天真”。[185]但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在颠覆普遍性、确定性的宏大叙事和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仍能找到许多共同语言，而且这种本质的相似性甚至有可能超出社会批判的范畴，归根到底，两者都致力于击碎以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世界与神性等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工具，而且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