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 ）对他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制度来说，都是一种“另类”的存在。他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曾在波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过，1968年从波兰被驱逐，1971年到资本主义的英国定居，然而，他始终同所有这些制度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可以说，社会学的文化资源、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遗产、各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和独特丰富的生命体验，构成了鲍曼既富于想象力又极具社会学洞察力的力量源泉。对于鲍曼而言，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积极的自我反思的一种形式，鲍曼的思想触角延伸到了我们时代许多最令人困惑的变化以及最迫切的问题，从现代性的命运、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工业社会，到思想史、社会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鲍曼都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在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中，他从不畏惧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会令人很不舒服，这些著作包括《朝向一种批判的社会学》（1976年）、《阐释学与社会科学：理解的方法》（1978年）、《阶级的记忆》（1982年）、《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87年）、《自南》（1988年）、《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年）、《社会学式地思考》（1990年）、《同化的悖论》（1990年）、《现代性与矛盾状态》（1991年）、《必死性、不朽性与其他生活策略》（1992年）、《后现代性的通告》（1992年）、《后现代伦理学》（1993年）、《碎片中的生活：关于后现代道德的论文集》（1995年）、《后现代性极其不满》（1997年）、《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1998年），以及《全球化：人的后果》（1998年）。显然，鲍曼的写作在主题上具有一贯性，但他却不是一位体系的创造者，从1971年至1990年他在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二十年首席教授，但他从未标榜自己创立了某个社会学学派，而且总是低调处理自己的公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