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评论的评论
一、丰富的历史评论遗产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史书就十分重视史论。这里说的史论,是指史家对自己或他人记述的历史所发表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等。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书、志、表、类传的序,也是史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后来所产生的许多历史撰述中,史论多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史家表达历史见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杜佑《通典》的史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论,是唐宋时期史论的杰作。中国古代的史论,还有专文和专书的形式:前者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后者如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宋论》,都是名作。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论包含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表明了古代史家从来不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对历史做“纯客观”的描述,而是通过史论表达对历史的看法,使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历史撰述思想和态度。有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即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对历史的描述而没有对历史的解释和分析,解释和分析历史是西方史学的特点,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其实,中国古代史论对历史的解释和分析,不论在关于历史进程方面,还是在关于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都有广泛的涉及,也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这一部分史学遗产,尚待做综合的整理和研究。
二、“精意深旨”与“笔势纵放”
史家对历史评论的重视和评论,自汉代以后,反映得越来越突出。司马迁是重视历史评论的,他的《史记》的史论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史学价值。不过,由于历史见解的迥异,他的历史评论也遭到后人的激烈批评。班彪批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他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说大致与此相同。这表明,班氏父子在评论《史记》时,是很重视司马迁的史论的。这也从根本上显示出了马、班的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