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
一、从马端临评论《通典》《通鉴》说起
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时，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上文说到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史学批评中之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马端临评论杜佑《通典》说：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1]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一书，是继承了杜佑《通典》的事业。这两部书，都是典制体通史巨著。《通典》分为九门叙历代典制；《文献通考》在此基础上分厘、增益为二十四门，卷帙也比《通典》增加了四分之三。在这种情况下，马端临怎样看待《通典》，无疑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个检验，马端临是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他说的“时有古今，述有详略”，一方面看到古今的不同，即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指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史家的撰述在内容上自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而有详略的差别。这是从客观历史和主观意识两个方面来评价前人的成果、看待自身的撰述。因此，在他看来，《通典》一书“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继承、发展前人的成果，正由此而起步。
马端临的治史兴趣、志向在于典制体通史，那么，他对于编年体通史《通鉴》做何种评价，这同样是对他的史学批评之见识的一种检验。马端临的高明，是他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