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治通鉴》和《通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早于北宋建立的辽和先于南宋灭亡的金，同两宋的关系至为密切，它们在发展史学上的成就丰富了中华民族史学的内容。
两宋史学，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资治通鉴》和《通志》是宋代史学上影响最大的两部通史著作。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刘恕、范祖禹、刘攽分撰，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订成书。全书二九四卷，编年记事，上限起自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限迄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同时，司马光还撰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1]。《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提要，《考异》以明史料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统史》等书的传统和优点，把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资治通鉴》记事连贯而丰赡，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容量。所记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特意详述，以达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为现实提供借鉴的目的。清人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等多方面内容，证明它在历史借鉴方面有广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