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重要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皇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第二个转折，是产生了对史学工作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三个转折，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成熟的典制体史书巨著，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领域。第四个转折，是通史撰述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这些重要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并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先说第一个转折。
隋皇朝在史学上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这表明皇家要垄断修史，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的势头显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汉书》学”的兴盛。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汉圣”。杨汪学于刘臻，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况。萧该、包恺更是《汉书》学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2]。这两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的强化。
唐皇朝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发展奠定了格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复诏诸大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3]。五代史纪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