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迭起、对峙和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以及门阀地主在政治上的活跃和中外交通的发展等历史特点，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气象。其具体表现是史风旺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这时期的史官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是专掌史任的；南朝，又有修史学士的设立。其中，不乏“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1]；另外，由于私家修史之风的盛行，一批“挥翰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适时而起。[2]370年间，史家辈出，蔚为壮观。
这个时期的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得其大体。《汉志》以史书附于《春秋》。之后，凡十二种，五百五十二篇。《隋志》分经籍为四部，其史部又分史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著录史书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3]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出于这一时期的史家之手。它们约占《隋志》四部书种数五分之一弱，卷数三分之一强。西汉时，史学一度附属于经学。自司马迁倡导史学“成一家之言”，激发了史家更高的自觉意识。而史学真正成为泱泱大国之学，则在这时。
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为十三类，足以反映其多途发展的气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视：“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4]刘知幾《史通》除有《古今正史》专篇（含编年体史书），还有《杂述》篇列举“史氏流别，殊途并骛”的盛况。他把“史氏流别”概括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此外，南朝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刘勰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专文。史注也大为发展，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皆史注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