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社会调查是研究现实的社会，历史研究是考察过往的社会，二者都以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社会调查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入手，但往往要涉及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从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入手，却也常常需做社会调查。概而言之，社会调查中本有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亦不可缺少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的这种联系，反映了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历史工作者不断地提高对这一认识的自觉性，把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是进一步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他以此为喻，说明“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这个论点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人们要真正认识历史，不能不首先认识现实。毛泽东也提倡把研究现状跟研究历史结合起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一部关于社会调查的文献，但其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以至于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都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
那么，社会调查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讲几点初步的认识。
首先，社会调查可以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如前所说，历史研究是考察过往的社会，主要借助于历史资料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但是，史学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从现实生活中摄取许多生动的知识，这在丰富历史认识、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上，往往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样的知识，在书本上、书斋里是得不到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有一段文字写他调查当地农民“卖奶子”（即卖儿子）的事实。他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3]接着，他写了许多农民“卖奶子”的悲惨景象，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4]在中国史书上，关于农民“卖妻鬻子”的记载，俯拾即是。毛泽东以他亲身调查所得的事实，证明这些记载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可靠的，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苦难的认识。毛泽东把农村地主阶级划分为两部分，即“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公共地主包括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个人地主则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他分析贫农时，把贫农划分为四个阶层：第一是半自耕农，第二是佃农中之较好的，第三是佃农中之更穷的，第四是佃农中之最穷的。[5]他这样分析解放前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以至于更早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构成，也可以说是提供了“钥匙”。中国有2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史，对封建贵族大地主的解剖，文学上早已有《红楼梦》问世，而史学上则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著。近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书，此书的几位作者利用曲阜孔府的四千余件明清档案材料，并结合社会调查（包括对孔府的考察），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典型贵族地主家族的各个方面，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控制等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从现今的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来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类童年时期的历史，以及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门槛那个过程的种种情景，如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等，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存在过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婚姻形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清楚，只留下了一些“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之类的记载，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比文献记载更生动、更丰富、更确切的认识，则来源于社会调查，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例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6]的作者运用大量的调查材料，勾画了纳西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残存的母系家庭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像这样的社会调查，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在史学上和理论上都是很有价值的。